英国赫特福德大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教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名誉哲学教授
《恐惧与颤栗》包括了一个序言、一个尾声以及两篇短文，其中的每篇短文都仅有数页的篇幅，每篇短文都以与经济有关的形象化比喻开头。这两篇短文所提出的对于这些形象的看法不仅是相对清晰的，而且对于这本书的整个主题都是重要的。在“理念世界”中，约翰尼斯抱怨说，“我们的时代正在推行着一种真正的清仓大用卖。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特别便宜的价格来获得，以至于到最后，人们开始想要知道，是否还有人愿意讨价还价”。在这些廉价出售的物品中，以最低价格出售的就是信仰。由此，这个开头就延伸到了一种明显在背后推动这本书的核心动力：让它的读者意识到信仰的真实“价值”。
《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
[英] 约翰·利皮特 著
郝苑 译
大学问 出品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2年8月
接下来，约翰尼斯不仅将信仰关联于那种在表面上对立于信仰的事物，即“怀疑”这个成为哲学时尚的主题，而且还将之关联于笛卡尔，人们通常将笛卡尔描述成一个对系统怀疑的拥护者。约翰尼斯注意到两件与笛卡尔有关的事情。第一，笛卡尔“在信仰问题上从末有过怀疑”。尽管笛卡尔提供了支持上帝存在的证明，但他在《第一哲学沉思录》的其他地方似乎假定，上帝的存在是确定性的基础。例如，在约翰尼斯所授引的那部分文宇中，笛卡尔坚持认为：“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确定，我们应当将这一点作为绝对可靠的规则铭记于心。〞约翰尼斯在这里强调的恰恰是后一个方面笛卡尔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或对上帝的信任。（至于笛卡尔的信仰是否满足《恐惧与颤栗》向我们呈现的那种信仰典范的标准，这是另一个问题。）第二，约翰尼斯注意到了笛卡尔的沉思所基本具备的第一人称属性。他从笛卡尔那里援引的第二段篇幅较长的文字意在表明，笛卡尔并不推荐这样一种普遍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想要提高自己正确运用理性能力的人都应当遵循的”，笛卡尔谈论的仅仅是他 自己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就已己经注意到的，用第一人称来处理伦理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问题必须是一个人为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必须与这个人自身有关是澄清克尔凯郭尔的作者身份的关键所在。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在 《附言》中或许最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他通过运用其他的例证，强调了以下观点：你在追问死亡时，重要的是不要用抽象的方式——客观地将你自己关联于死亡，将死亡作为一种普遍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而是要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将你自己关联于你的死亡，将死亡作为一件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正如我们先前就已经有所暗示的，在《恐惧与颤栗》中显明这种第一人称进路重要性的一种方式是强调亚伯拉罕的“忧惧〞以及在信仰方面的激情。这就是约翰尼斯在这个序言中追踪的那方面关切，他以不赞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同时代人—— “每个凭着良心标记着现代哲学重大进展的思辨记分员，每个讲师，每个灌输思想的教师，每个学生，每个位于哲学外围或哲学中心的人”，并将他们与远为深刻的古希腊人进行对比。希腊人在这方面占据上风的地方是，他们承认，怀疑是“一生的任务，但怀疑并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在几天或几周之内习得的技能”。然而，约翰尼斯抱怨说，他那个时代的专业学者——他随后将这些人描述为“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怀疑讲合上的每一个术语，却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情”让真正的怀疑变成了一种远比实际情况更为轻松的怀疑。它“如今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需要记住的是，这里的“每个人〞包括了刚刚起步的 “灌输思想的教师”和学生。倘若我们注意到，笛卡尔式的怀疑如今多么频繁地在“哲学导论”的课程中成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许会想要知道，自克尔凯郭尔的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情况是否发生过任何改变。不过还存在着一个我们应当注意的更为特殊的语境。尽管按照通常的说法，克尔凯郭尔被直接描述为黑格尔的反对者，但乔恩·斯图尔特 (Jon Stewart）已经证明，与之相反，克尔凯郭尔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同时代的某些在丹麦的黑格尔主义者，尤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汉斯·赖森·马滕森(Hans Lassen Martensen)。马滕森是克尔凯郭尔那个时代的一位在哥本哈根颇具影响力的神学思想家，他也是克尔凯郭尔的大学导师之一。他后来成为了西兰岛主教雅各布·彼得·明斯特（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就已经注意到的，他是克尔凯郭尔后期的另一个敌人）的继任者，克尔凯郭尔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时间里恶毒地攻击丹麦的国家教会，在他人生的最终阶段中，马滕森在明斯特葬礼上发表的悼词是他至关重要的一个攻击对象。斯图尔特认为，克尔凯郭尔之所以提到笛卡尔并嘲弄他的同时代人（“每个思辨记分员”），这都是为了讽刺马滕森与他的学生。就克尔凯郭尔的这个讽刺而言，它针对的是马滕森的那些通俗演讲，斯图尔特表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些演讲仅仅报道了德国哲学的前沿主题，却没有添加任何新颖或原创的东西。怀疑是这场争论中的核心主题，马滕森众所周知的主张是“怀疑一切，并超越怀疑论的立场”。克尔凯郭尔在一篇被称为 《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 Johanmes Climacus)或《一切都将被怀疑》(De omnibus dabitandum est）的未发表文本中讽刺了马滕森的这个主张，并将普遍的怀疑论描述为一种荒谬而又不切实际的人生观。“就这个观点而言，那个当代的“思辨记分员”或演讲者，那个“不愿停止怀疑一切”，而必定会“继续向前”的人是马滕森。相较之下，笛卡尔无非仅仅是与马滕森有关的这个口号（“必须怀疑一切”）的先驱，因此，约翰尼斯反对的是那种将 “对哲学史上某个特定思想家所运用的某种方法的描述性解释”呈现为“规范性准则”的做法。在这个文本开篇引人怀疑的这部分内容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里有一个与信仰有关的结构性类比。正如古希腊人曾经承认的，真正的怀疑是一种真正的生存挑战，信仰也曾经被承认是“生的任务”，而不是“每个人如今出发的地方”。换句话说，约翰尼斯的同时代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信仰，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国家教会的受洗成员。因此，他们为了突出自己，就需要比每个人都拥有的信仰“走得更远”。就被克尔凯郭尔关联于马腾森的观点而言，这需要将思辨哲学的方法应用于基督教的教义学。不过，约翰尼斯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想法误解与低估了真正的信仰所拥有的那种挑战与困难。因此，我们必须理解约翰尼斯通过断定他自己“不是哲学家，他并没有弄明白过[黑格尔式的〕体系”而要表达的精神。这并不是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或许会想到的那种在智识上的谦虚态度。正如那种显然将成为哲学家与理解体系混为一谈的说法所表明的，约翰尼斯在这里几乎将 〝哲学家”这个术语等同于 “黑格尔主义者”（虽然他或许没有将之等同于黑格尔本人）。约翰尼斯认为，诸如马滕森这样的黑格尔主义者，恰恰就是那些无法恰当地把握拥有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约翰尼斯对体系的怀疑论态度（或许实际上是嘲讽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不知道体系是否真正存在，体系是否已经完成”。但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如下断言：“即便一个人能够将整个信仰的内容都转译为概念的形式，也无法由此推断出这个人已经把握了信仰，已经把握了进入信仰的方式或信仰来临的方式。”以概念的方式来理解信仰，不同于以生活经验来把握信仰(更不同于将信仰在生活经验中表现出来 ）。因此，约翰尼斯在序言的结尾处坚称，“这不是体系，这和体系彻底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并没有对那些与他处于相同时代的丹麦的黑格尔主义者所易于理解的“哲学”做出任何贡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对哲学做出任何贡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模式与古希腊思想家，特别是苏格拉底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聚焦于人类的生存，而不是聚焦于那种具有更多“思辨”意味的哲学。不过，倘若 《恐惧与颤栗》“和体系彻底没有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约翰尼斯的看法，二者都并不拥有信仰。
【补充阅读】
克尔凯郭尔的生平与著作
在思考这本书的相关内容之前，我们应当致力于思考这本书的作者—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本书的作者是用假名写作的，我们就应当致力于思考它的作者的创造者。在这套系列丛书中相当常见的做法是，以相关思想家的个人简介作为开头。但是，就克尔凯郭尔的情况来说，这么做会产生一个特殊的问题。霍华德·V. 洪与埃德娜·H. 洪相当有道理地断言：“没有任何思想家与作家像克尔凯郭尔那样，试图仅仅把自己的著作留给读者。”也就是说，克尔凯郭尔试图切割他的生平与他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人们不会仅仅根据后者来解释前者，克尔凯郭尔的这种关切已经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以假名写作的部分目的就在于此。）他的这个尝试远远没有获得彻底的成功：人们总是无法避免那种想要根据他的生平来对他的论著做出“解释”的尝试。例如，某些人会认为，克尔凯郭尔毁弃了与少女雷吉娜·奥尔森的婚约，这是“解释”《恐惧与颤栗》所传达的“隐秘信息”的关键，而我们随后就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尽管我并不接受这个结论）。因此，在阅读如下这段对克尔凯郭尔生平的简要描述时，读者应当在头脑中记住的告诫恰恰是，纯粹按照“传记”的方式来解读克尔凯郭尔，这会带来诸多危害。1813 年5 月5 日，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出生于丹麦的哥本哈根，他在这个城市中几乎度过了他的整个人生。索伦是他父母的七个子女中最年幼的孩子。他的父亲米凯尔·皮特森·克尔凯郭尔（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 ）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这位父亲对年轻的索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施加的那部分重要影响导源于他抚养子女的过程所具备的强烈宗教氛围。不过，这种宗教信仰充满了米凯尔的个人忧郁。索伦似乎在他父亲的影响下，确信他自己将会早逝，但这种明显古怪的执念并非没有根据。到1834 年底，索伦的母亲和他的五个兄弟姐妹都已经去世。此外，他的兄弟姐妹在那时都没有活过三十四岁，克尔凯郭尔的父亲似乎已经把他的一个信念传给了他的两个仍然幸存的儿子（彼得与索伦）：他将比自己所有的子女都活得更长，而这就是降临到他身上的悲剧。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克尔凯郭尔父亲的这个信念是不正确的。这位老人死于1838 年，索伦作为米凯尔在其去世时仍然活着的仅有的两个儿子之一，继承了相当丰厚的财产。索伦自1830 年起，就已经在名义上成为了哥本哈根大学神学专业的学生，尽管如此，索伦在那段时期里却过着相当放纵不羁的生活，他更多地去阅读文学著作与哲学著作，而不是为了通过他的神学考试努力学习。父亲之死似乎刺激了索伦，促使他将自己的努力重新投入正式的学业，这也表明了索伦对他父亲的尊重。（米凯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才的聪明人，对他来说，他的儿子们的正规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索伦终于在1840 年，即与雷吉娜订婚后不久，参加了他的神学考试（此后又参加了更多这样的考试）。索伦通过了这些考试并获得了体面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是值得赞扬的［laudibilis］优异成绩。在此之后，索伦继续留在这所大学里，并在1841 年提交了一篇冗长的博士论文，它就是如今被称为《论反讽概念》的作品。同年，在与雷吉娜解除婚约之后，索伦以聆听谢林讲座的名义前往柏林，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索伦出产作品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与他在学生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在表面上显现的懒散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克尔凯郭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几部著作：1843 年出版了《非此即彼》《恐惧与颤栗》与《重复》（后面两部著作是在那一年的同一天，即10 月16 日出版的）；1844 年出版了《哲学片段》《焦虑的概念》与《序言集》；1845 年出版了《人生道路》，1846 年则出版了《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后文简称为《附言》）。所有这些著作都是用假名写作的，但与这些著作一起出版的还有各种更为明确地具有宗教性质的《陶冶性讲演》（它们是以克尔凯郭尔的真名发表的）与其他的各种短文，其中的某些讲演与某些以假名写作的著作也是在同一天出版的：就《恐惧与颤栗》的情况而言，就有三篇这样的讲演，其中两篇讲演的标题是《爱能遮掩许多罪》，而另一篇讲演的标题是《刚强内心》（这三篇讲演都被收录于EUD）。《附言》被认为是“结论性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尔凯郭尔似乎计划停止他的写作，此后他或许会接受一个乡村牧师的职位。然而，他的这个生活方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两个冲突而发生了改变，其中的第一个是与《海盗报》（The Corsair ）的冲突，这是一份在哥本哈根传播各种丑闻而又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克尔凯郭尔用他的一个假名“沉默的兄弟”（Frater Taciturnus ）对《海盗报》发起了挑战，而这导致克尔凯郭尔在《海盗报》上遭到了无情的嘲笑，《海盗报》专注于嘲讽的是诸如他轻微驼背的外表和他长短不一的裤腿这样的问题。这次口角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或许是，它让克尔凯郭尔下决心继续写作。由此，克尔凯郭尔开启了他的众所周知的“第二段写作生涯”，在这段时期里，他创作的著作包括诸如《爱的作为》（1847）、《致死的疾病》（1849 年出版）与《基督教中的实践》（Practice in Christianity, 1850 年出版）这样的重要作品。克尔凯郭尔成为了公众嘲笑的受害者，这必定也让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变得更加强硬，在他的《文评一篇》（A Literary Review, 1846 ）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克尔凯郭尔对“乌合之众”或“群氓”所具备的危险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第二个重大的冲突来自路德教派建立的国家教会。克尔凯郭尔长期关注“真正的”基督教与他通过讲坛布道听到的东西之间的不一致，在他看来，后者回避了新约的根本教义。这成为他在19 世纪50 年代发表的作品的一个主要观点。在《基督教中的实践》《自我反省》（For Self-Examination ）与《你要自己做出判断！》（Judge for Yourself ！）中，克尔凯郭尔将他对于基督教新约的见解与被他归为“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那些已经得到确立的虚伪信仰进行了对比，并公然宣告了一个著名的主张，即需要“将基督教重新引入基督教世界”。在他生命最后两年的时间里，这5种“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变得恶毒起来。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克尔凯郭尔谴责了高高在上的教会虚伪地背叛了福音书所传达的使命，他的谴责特别针对的是西兰岛的主教与丹麦国家教会（后改为丹麦人民教会）的大主教—雅各布·彼得·明斯特（Jakob Peter Mynster）。在这种激愤的情绪中，克尔凯郭尔在街上散步时昏倒，随后被送去医院治疗，并在住院数周后于1855 年11 月11 日去世，克尔凯郭尔在去世时年仅四十二岁。在克尔凯郭尔的葬礼上，他的外甥亨利克·隆德（当时还是一名学生）抗议道，埋葬他舅父的方式似乎表明，他舅父仍然是这个教会的成员，而这也正是他舅父花费了自己生命最后几年时间去尽力揭露的虚伪立场。但人们怀疑，克尔凯郭尔在生前就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根据克尔凯郭尔的朋友埃米尔·波厄森（Emil Boesen ，克尔凯郭尔在住院时，仅仅允许这位神父来拜访自己）的回忆，当克尔凯郭尔被问及是否想要接受临终祈祷时，克尔凯郭尔表示了同意，但他想要接受的是一般信徒主持的临终祈祷，而不是由神父主持的临终祈祷，因为“神父是王室的公职人员，［他们］与基督教无关”。尽管在克尔凯郭尔去世时，他已经花光了自己的绝大多数财产，但克尔凯郭尔在自己的遗嘱（人们相信，这份遗嘱是克尔凯郭尔在1849 年撰写的）中表示，他要将自己的一切都留给雷吉娜。然而，或许是由于弗利兹·施莱格尔（Fritz Schlegel）—雷吉娜后来与之结婚的那个男人的干预，雷吉娜拒绝了这个馈赠，而仅仅索回了她写给索伦的书信与少数几件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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